這年頭，什么都講市場，環境問題也希望通過“萬能”的市場來解決。

但市場真的萬能么，尤其是多重疊加的市場是否真能達成其高效配置資源的初衷？

解決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思路是將外部性內部化，通俗來講就是要體現造成環境問題的成本。而將外部性內部化有兩種理論支撐，分別是庇古與科斯的理論，其中前者是給排放者收稅，后者是明晰排放的權益，通過市場達成最優。

近年來，環境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，出于人們對于稅收的厭惡，以及一些其他原因，通過明晰排放權益，通過市場來解決環境問題似乎成了一個更受青睞的選擇。在2015年通過的《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》中，就明確提出“建立健全用能權、用水權、排污權、碳排放權初始分配制度，創新有償使用、預算管理、投融資機制，培育和發展交易市場。”

由于環境問題與能源使用息息相關，秉持著通過市場來解決問題的思路，從能源的角度，發改委氣候司提出了碳交易市場，發改委產業司環資司提出了用能權交易，發改委能源局提出了配額制加綠證的想法。這些市場的建立初衷雖然并不完全相同，但多少有些重合的地方。

其中碳交易市場已經在7個試點省市運行多年，并將于2017年啟動全國市場，而綠證交易已經在全國上線，雖然配額制的方案遲遲未定。但這兩種市場機制并行，外加電力體制改革的大背景，可能會出現什么問題，對于新能源發電又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？

碳交易不會激勵新能源發展

碳交易的原理是總量控制加交易，簡而言之，政府制定一個總溫室氣體排放量（以CO2為主，后文簡稱碳排放）目標，再將整個總量按照一定的方法分配給各高排放企業（主要為火電行業和化工、制造業），即配額，而企業排放量必須等同自身擁有的配額，即履約。當企業預估自身排放量將超出配額量時，可以選擇減少排放或購買配額。當市場構建起后，減排成本最低的企業會選擇通過減排將多余的配額售出，從而實現以最低的成本達成全社會的減排目標。

理論上，碳交易是利好新能源發電的。一方面通過碳交易，給碳排放定價，從而提高了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，而新能源由于無該項成本，故可在競爭上體現出相對優勢。另一方面，面對碳價，企業可能會選擇減少自身排放而非外購配額，而企業想要減少碳排放的手段十分有限，目前可供選擇的只有三種：提高能效、使用新能源、使用碳捕捉和封存技術（CCS）。

但事實上，中國的碳交易對新能源的支持極其有限。

首先，目前中國的電價并未完全放開管制，連煤價上漲的成本都不一定能很好在電價中體現，更何況碳價？ 如此，新能源在競爭中的相對優勢難以彰顯。

為了應對電價的無法傳導，中國也有辦法，即將用電的間接排放算入企業的排放量。也就是說，企業的排放量除了其生產過程中實際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，還包括了企業購入電力和熱力消費的排放量。其中，電力消費的計算如下。

電力消費的排放量=企業外購電量×電力排放因子。

（其中電力排放因子應根據企業生產地及目前的東北、華北、華東、華中、西北、南方電網劃分，選用國家主管部門最近年份公布的相應區域電網排放因子。）

從這個角度看，用電大戶的確可以在用電的同時體會到排碳的成本，但如果用戶想要減少因用電產生的碳排放，似乎只能選擇減少用電。理論上，若企業使用新能源而非傳統火電，碳排放量將會減少，但是依據上述公式，使用新能源而減少的碳排放量在最終計算時企業碳排放時無法體現。

在現有碳交易的框架下，不僅用電大戶沒有動力使用新能源，發電企業也很難受到激勵投資新能源。

理論上，一個火電企業關閉部分火電機組，轉用新能源發電，減少了該企業的碳排放。但由于碳交易只納入火力發電，并且所發配額與該企業的火力發電量相關，也就是說即便減小了火力發電規模，所得配額也會相應減少，要想履約除了外購配額，似乎只有提高能效一條路，畢竟CCS還太不成熟。

如此看來，碳交易似乎只會鼓勵企業通過提高能效來實現減排，新能源發電這項十分可行的減排方法，卻很難受惠。

綠證將給碳交易新挑戰

相比碳交易，上個月推出的綠證交易，則是旗幟鮮明地支持新能源發展。

一個綠證代表1MWh的新能源電力消費，按照綠證認購平臺的解讀，“綠證的購買方，實際上是獲得了聲明權，即宣稱自身使用了綠色能源”。

而為何要使用綠色能源？

因為綠色能源有諸多好處，比如零污染物排放、低碳、可再生、增加能源供應的多樣性等，其中綠色能源的低碳屬性在國際上十分受到關注，一些世界五百強的大型企業在選擇自愿購買綠色能源時，也多會在企業的聲明中提出自身通過購買綠色能源，實現了碳減排的效益，為減緩全球變暖做出貢獻。

對比綠色發電和火力發電，火力發電可以通過脫硫、脫銷、除塵的技術達到污染物的近零排放，但要實現超低碳排放只能選擇CCS，但由于目前CCS價格過高，遠達不到如脫硫、脫銷、除塵技術般普及，發展綠色能源是實現低碳的最優選項。

從這個角度看，綠證的價格應該體現出綠電這一顯著的環境效益——碳減排效益。但配合了碳交易，這種減排效益似乎難以體現。

在碳交易體系中，除了配額交易，還有一種抵消機制。比如一些綠色能源的發電項目可以開發出核證減排量（CCER），企業可以自身開發此類項目或者購買CCER以抵消掉自身的排放量。但目前CCER在碳交易中的使用規則還十分不明朗，畢竟CCER的引入將給碳市場的總量控制以及碳價引入較多不確定性。

但若CCER可以以一定比例被使用，則意味著綠色能源的外部性將以CCER和綠證兩者分開體現，其中CCER體現綠色能源的低碳屬性，綠證則體現綠色能源其他的外部性。而低碳作為綠色能源的一個重要外部性卻未被歸入綠證中，對于綠證的自愿購買者而言，購買意愿可能有所下降，從而影響自愿綠證的價格。

并且CCER與綠證均伴隨綠電產生，但是獲批條件、流程有所不同，增加了企業的行政成本。如果將綠色能源的外部性都集中在綠證上，是否會更加有效？

由于電力行業的間接排放被納入企業總排放量的特性，使用綠電實際上可以降低企業在用電方面的間接排放，但目前的計算辦法采用片區電網排放因子，無法真實體現企業用電的碳排放量。若可真實計算企業用電的碳排放，即火電排放，則可以鼓勵企業使用綠電來減少自身排放量，而綠證的出現為區分企業電力消費中綠電與火電提供了可能性。若真采取此種辦法，企業可能會權衡綠證和配額的價格，選購價低者，獲將增大綠證的需求。

但即便如此，綠證持有者也很難宣稱，自己通過購買綠證，降低了全社會的碳排放量。因為，碳交易采取的是總量控制法，即社會的碳排放總量固定，當一企業通過購買綠證降低了自身碳排放，該企業會出售多余的配額，其他企業可以購買配額，擴大排放量。在碳交易的體系下，要真正實現減排，只可能寄希望于有人購買配額，并注銷配額，從而實現全社會配額總量的實質下降。

但從長遠來看，若在配額制中引入綠證，增加了企業的減排途徑，政府在制定全社會排放總量目標時可能可以考慮增加逐年下降幅度。

電改+配額制將成為新變量

以上的討論，均基于碳價無法隨電價從發電側傳導至用電側，但在碳交易和綠證相繼出現的過程中，中國的電改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。

電改的一個重要目的即還原電的商品屬性，這意味著電的成本將可傳導，即發電側感受到的碳價將可以傳導到用戶側。此時，碳交易若仍將電力的間接排放算在用戶碳排放中，則會導致用戶支付雙重碳費，有悖于碳交易希望以最低成本實現全社會減排目標的初衷。

此外，碳交易配套電改，似乎利好新能源發電，前文所提的新能源零碳價的成本優勢似乎可以彰顯，但這個優勢的程度還得看碳價的高低，最終還是得看政府制定了一個怎樣的總量目標。

另一方面，與綠證息息相關的配額制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，而配額制度的確定將很大程度上決定強制市場上的綠證價格。未來綠證價格、碳價、電價將如何聯動，不同的總量目標和配額制方案將如何作用于新能源領域，還需要更多的思考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才開始試點的用能權交易，以及未來可能產生的其他泛環境交易，這些交易理論上均是通過明晰產權，通過市場實現最優配置。但在交叉的市場中如何明晰產權，如何協調從而實現最優配置，而不是僅僅增加企業的負擔，或許應該在制定政策之初就著手考慮。